通过争夺文化资源，实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，这本身无可厚非。问题的关键是，争夺必须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，致力于保护、传承、发扬传统文化，而不是只要有助于地方发展，就千方百计为我所用，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不惜割裂、错解乃至歪曲史实，以至文化沦为发展的陪衬品、附属品、牺牲品。很明显，这种发展焦虑下的文化观，对文化不仅是一种亵渎，更有可能对其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。这种担心显然并非空穴来风。纵观近年南襄之争的前前后后，其实已经表现出地方这种发展焦虑的苗头，并且对“诸葛亮躬耕地”这一文化品牌造成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。襄阳方面为尽快树立起权威的躬耕地品牌，不惜成本，不计代价，隐现了其内心深处急功近利下的发展焦虑。

比如，从学术理论的层面讲，为了获取舆论优势与先机，襄阳曾半年内召开四次学术会议，甚至一月内开两次，这本身就有悖学术探讨规律，学者们根本来不及有自己成熟的思考，“为政府说话”的炒作痕迹非常明显。而从实践中看，大到襄樊市的更名，小到泥嘴镇改为卧龙镇，乃至襄樊学院下设“孔明学院”，细分“诸葛亮一班”、“诸葛亮二班”，并在媒体上高调宣传，如此刻意哗众取宠、吸引眼球的背后，其实更是发展焦虑的生动表现。而反观南阳，一面不想失去诸葛品牌，一面又保护不力，乃至出现某些历史实物的流失、损坏，其背后体现的同样是一种发展焦虑。

从根本上讲，南阳与襄阳在对待躬耕地品牌上，之所以表现大相径庭，关键是因为双方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：襄阳看重“诸葛亮躬耕地”这一文化无形资产的品牌力量，希望实现借势发展。而南阳方面则长期将其忽视，乃至视为发展的障碍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方圆数公里的卧龙岗，正处在当地城市发展与扩张的核心，地方政府“毁岗盖楼”的现实取舍，集中反映了其竭泽而渔的发展焦虑。发展的饥渴追求与无限张力，促使两地政府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皆多多少少偏离了科学与理性。如果说，襄阳在为我所用中过于急功近利，那么，南阳则是在无所作为中失去了责任担当。一个向“左”，一个趋“右”，这种政府博弈的结果，很可能使得人们最终距离文化真相不是越来越近，而是渐行渐远。

中国有这样的纷争暴露了国人不会树立民族智慧象征的劣根性！国外也有自己国家的智慧典范，但是外国人把他塑造成全民族的骄傲，把他推向全世界！从来不会在这个名人出生在哪里，归哪个地方所有，能给某一个地方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上面做文章！国人只会争这些眼前的利益，就好像某一个地方囊括了中华民族所有的智慧。诸葛亮在山东，在河南，就好像这两个省份有某种意义上的地区优越性！短时间没内也许会给地方上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，但是长远来看无形之中，不利于民族自豪感的形成。大张旗鼓在媒体上争来争取，让所有人知道诸葛亮是我们这里的人，外省的来旅游，看见诸葛亮的塑像，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态看国家的人文遗产呢，还是以外省人的心态看看別省的历史名人呢？外国经常因为思想意识上的不统一陷入长达百年的内战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呢？